从武汉市中心向西行驶约两小时，穿过蜿蜒崎岖的乡村小道和武汉六环线施工工地，记者来到了蔡甸区侏儒山街五姓口村。11日上午10时许，318国道上车水马龙，五姓口村里却人烟稀少，几只土狗趴在村口晒着太阳，两位老妇人坐在门槛上拉家常。
五姓口村是典型的空心村，村支书刘爱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，全村常住人口不足200人，其中85%以上为老年人，“几乎没有7～60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常住人口”。
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所长朱哲学直言，五姓口村并非个案，2024年末武汉全市农村人口共207.14万人，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武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达98.5万人，转移人口占比达到47.6%，按照村庄转移人口超过40%即可界定为空心村来推算，武汉市农村地区已经基本空心化。
第一财经记者近日在武汉蔡甸、江夏实地走访多个空心村后发现，除了人口外流外，武汉农村空心化还伴随着闲置农房利用效率较低、现代农业发展滞后等情况，工业、服务业的发展因缺少建设用地陷入两难困境。
当然，也有一些积极向好的变化趋势。记者观察到，一些空心村落保留了大量历史建筑，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一些空心村因地制宜地选择种植、养殖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产品，形成“一村一品、一乡一业”的产业格局。还有一些空心村，通过构建新型合作机制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高效利用。
超6成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
空心村是指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村庄人口结构失衡，进而引发社会经济功能衰退的村落。作为中部超大城市，武汉市有着较强的虹吸效应，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城关镇较高的工资水平、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等“拉力”因素，以及农村较低的收入、有限的发展机会等“推力”因素，共同作用于农村居民，促使他们向城市迁移，导致新城区存在大量空心村。
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五姓口村设有小学和初中，全校有学生150余人，而到2000年左右，适龄小学生只剩10多人，五姓口村小学退出历史舞台，村里的小学生被统一安排到3公里之外的新帮村小学上学。今年9月，新帮小学也因学生数量减少而撤并。
新帮村是武汉市面积最大的行政村，户籍人口4329人，但常住人口只有2000余人。“我们村曾办过高中，那时全校小初高在校学生超过了700人。”村支书黄水生告诉第一财经，现在村民年龄结构倒转了过来，全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700人，其中80岁以上老人110余人。
朱哲学表示，一个转移劳动力很可能带动家庭数人迁居城镇，比如有的年轻夫妻都在城镇务工，他们有了孩子之后，孩子也在城镇接受教育，然后还把家中一个或者两个老人接到城镇带小孩。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超过40%，往往意味着从农村迁居城镇的人口达到60%甚至更多。
目前，还在五姓口村长期居住的6岁以下儿童不足30人。新帮村今年新出生人口为11人，死亡人口为30人。朱哲学预测，在未来10年内，武汉市空心村的人口流失现象仍将持续，但速度会减缓，但并不是因为农村人口的回流，而是近年来农村常住人口新生儿逐渐减少，新出生的人口成长后会流向城镇，但数量越来越少所致。
利用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活力
空心村不只是人口空心化，也带来了土地、产业等其他方面的空心化。
据农业农村部门估算，截至2024年底，武汉农房总量约73万套，长期空置率维持在15%~18%区间（11万~13.1万套）。2025年受城乡人口流动、产业转型等因素影响，空置率与上年基本持平，但区域分化加剧。近郊（如江夏、黄陂）因城镇化加速，空置率升至20%~25%。远郊（如新洲、蔡甸）因劳动力外流，空置率高达30%~35%，个别偏远村落超过50%。
黄水生向记者回忆，十多年前，户籍人口基本在家时，村里有菜场、农贸市场、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，各大银行也在村里设有网点。随着年轻劳动力流失，银行网点撤了，电影院也关了，因土地承包费收不上来，村集体债务一度高达541万元。
刘爱国也坦承，全村有水稻田800多亩，还有1200多亩菜田、玉米田和瓜果田，但种田的基本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青壮年纷纷前往武汉经开区、蔡甸打工，居住在蔡甸大集一带，村里没有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务农，大大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，全村年收入不到20万元，有时连排涝、抗旱、环卫等基本开支都不够。
2018年底，黄水生回到家乡担任村支书。为了扭转颓势，他带头探索“村党组织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成立武汉新帮富民合作联社，引进14家合作社、3家家庭农场，统一品种、统一种植、统一销售。目前，新帮村已形成7000余亩虾蟹养殖、3000余亩大棚快生菜种植，年产值超过9000万元，不仅解决了60～70岁村民的就业，新帮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突破120万元。
张光学是五姓口村引进的养鱼大户。他对第一财经分析，五姓口村虽然有2000多亩农田，但人少田散，不利于规模化种植作业，而村里的鱼塘不仅面积大、有近980亩，而且相对集中，当地水源又好，特别适合水产养殖。张光学在五姓口村承包了200亩鱼塘专门用来养殖刁子鱼，他还与刘爱国一道自研鱼饲料，一年亩产优质刁子鱼约一万斤，年亩产值达8万元。
武汉东郊的江夏区五里界街锦绣村则经历了从“资源闲置”到“网红地标”的华丽转身。
据村委委员唐婷介绍，锦绣村1400多人口几乎都在村里常住，青壮年每天往返于城乡之间打工、生活，村子看似不空，实则不实，村集体经济收入仅为土地流转租金和还建小区临街商铺租金。
2021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来，锦绣村谋划村级发展，以“三资”清查破题，瞄准锦绣村泉井刘湾110亩闲置用地，激活村民“小组”资金2000万元，并吸纳周边东湖街村、毛家畈村1000万元资金入股，组建武汉春申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。又三赴长沙引入湖南省有里文化团队，今年“五一”，深挖武汉“九省通衢”码头文化基因的“江夏里·武汉老码头文化美食街区”正式开园。截至目前，江夏里景区已接待游客170余万人次，营收累计约3400万元，跻身全国文旅热门榜。
朱哲学认为，由于武汉城乡道路密集成网，基本实现村村通，公共交通也延伸到每个村庄，武汉近郊村民往返于城乡时间较短、费用较低，所以近郊空心村的人口流动是动态的，关键是看产业是否空心、资源是否闲置，如果资源利用充分、产业发展较好，人口很容易回流。
建设用地不足制约农村产业升级
第一财经在调查中发现，农村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对产业升级构成了显著制约。
与江夏里景区一街之隔的地方，有一大片闲置地上杂草丛生。原来，这块土地原计划修建一座大型游乐场，但因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，不能用于景区开发而作罢。在江夏里景区内，也有几块种着稻谷或蔬菜的农田，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进行景区开发。
同样，按照张光学的计划，除了养鱼外，接下来还将往鱼饲料和刁子鱼深加工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，不过这两个更赚钱的项目得走出五姓口村才办得起来，原因同样是村里没有那么多的建设用地指标。
新帮村新近引进的生态净菜深加工项目也遇到了无地可用的困难。黄水生向记者表示，该项目规划建设面积近6000平方米，但现有厂房仅1500平方米，“用的还是农业设施临时配套用地”。因为生产空间有限，传送带等大型设备无法进场，产能严重受限。目前，日产量仅四五千斤，而规划产能为3万吨/天。
事实上，新帮村还有少量闲置的建设用地，但这些土地并不集中，散落在村民宅基地的房前屋后，无法用于发展工业、服务业。
“让年轻人回流的最快方式就是发展工业、服务业等非农产业。”朱哲学建议，土地资源与规划部门可以把农村这些零散的建设用地集约化管理，化零为整，在严守政策底线红线基础上，深化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为区域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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